從“農民”內涵變化，看30年改革開放進程  

張冬平  
30年前，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突破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許多觀念，社會經濟行為隨之發生了深刻轉變，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這場改革邁出的第一步，是以農業家庭聯產承包經營代替以往的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方式，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質是對農業生產中的土地、資本、勞動進行合理配置，充分發揮“三要素”中最活躍的要素——勞動的作用。回顧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使其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是充分發揮生產要素作用的過程。我們可以從我國“農民”的內涵變化，看到改革開放過程的演變，看到改革開放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對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作用。  
農民，在改革開放前，可以定義為：生活在農村地區以農業、林業、漁業或畜牧業為主的勞動力，即農民就是農業勞動力。農業勞動力是農業生產三要素之一，也是最活躍的生產要素，從3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出，調動和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釋放農民發展生產的能量是農業發展的關鍵，也是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關鍵。同樣，農民的內涵在改革開放30年過程中，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不斷發生變化。  
1、從農業勞動力到農業生產者  
改革開放前，農村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在人民公社的體制下，對農村經濟的管理采取嚴格的計劃管理，即由國家將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任務及產量、播種指標下達到省、縣，由縣組織完成。縣又將指標層層下達到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生產隊確定在哪塊地種什么，什么時候種，施什么肥，什么時候收割等等，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農民不需要考慮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的問題，僅僅是需要付出簡單的勞動，通過勞動獲取工分，農民沒有生產的自主性，缺乏發展生產的熱情，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家庭經濟生產也屬于嚴格控制范圍，生產的能力控制在僅僅可以供家庭消費范圍之內，不能生產出剩余產品，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的批判。在農民作為簡單勞動力的農村經濟體制下，農村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多年在低水平徘徊。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1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全國貧困人口達到2.5億人。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首先開始了農業生產領域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從過去的“大呼隆”生產方式向以“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為主要內容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這種發展經歷了定額計酬、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四個階段。到1983年初，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發展到占總數的93%，其中絕大多數是包干到戶。實行以“雙包”為主要形式的家庭經營從根本上打破了農業生產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鍋飯”，使農民有了生產的自主權，克服了集體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弊病，解決了我國農業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體制問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承包戶根據承包合同規定的權限，獨立做出經營決策，并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在家庭聯產經營承包的初期，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基本生產任務是由集體決定，不許分田單干，農民僅是在生產過程中有了自主性，有了怎樣生產的權力，卻沒有選擇生產什么的權力。盡管如此，此時的農民已突破了簡單的農業勞動力，而成為決定如何生產的農業生產者。  
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責任明確，利益直接，“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到1985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97.6元，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329.37元。  
2、從農業生產者到農業生產經營者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逐年增產，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出現了糧食局部過剩，1984年糧食又一次獲得大豐收后，市場出現賣糧難。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要求“在打破集體經濟中的“大鍋飯”之后，還必須進一步改革農村經濟管理體制，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擴大市場調節，使農業生產適應市場的需求，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進一步把農村經濟搞活。”取消了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同時指出“任何單位都不得再向農民下達指令性生產計劃”，鼓勵農民按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結構。  
農業生產不再受指令性計劃制約，農民開始面對市場進行抉擇，根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利益選擇種植計劃，開始考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